丁沫
文
曹西河
八、幸福重归
幸福重新归来，由于阳光雨露，润物细无声，
由于勤奋，孜孜不倦；由于问心无愧，乐在其中。
第三十七章
能不能去人民日报？怎么去？去那个部？这些问题得同林重商量。丁沬、李隆川找来林重，姥姥在厨房做饭，远远在床上看书；小葱葱在爬窗户，做登高游戏。
丁沫简单介绍到胡耀邦家的情况后，说：“耀邦同志这样平易近人，实在让我感动，他一边吃饭，一边听王老和我谈话，一边询问，中间还来了几次电话。”
李隆川说：“真是一饭三吐哺，求贤建业……”
丁沫说：“我真的看到了一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动人景像。当时我想，那些老红军，那些大专家，来电话是很自然的，可我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坐在这里，实在有点惭愧，王妈妈看出我的心思，还捏了我的手。耀邦同志说审查没问题，为什么不能到上层建筑，到哪儿都行，只要工作需要。”
林重问：“别的部门去不去？”
丁沫说：“以前我是搞副刊的，还是到文艺部合适，问问老田，要不要人。”
林重说：“好，明天上班我就去找他，你不是还在晚报给他开了一个专栏吗？”
丁沫说：“是啊！可是三落三起，三年审查，咱在北京，臭不可闻，情势大不相同了。”
林重说：“他总是了解你的嘛，主要是耀邦同志的态度，我看问题不大，只是文艺部个个是人精，人与人之间不太好相处，有人打比方，那是一篓子的刺猬。”
李隆川和丁沫都笑了。
丁沫说：“我不怕，我就一心干好自己的事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躲着走，这总可以了吧。”
林重也笑了。
李隆川说：“她不会招惹人的，对人友善，有一股子傻劲儿，同事的关系一般还是融洽的。”
这时，小葱葱从北边窗户下来，爬上小床，又来到西窗伏在栏杆上看西边的灯火，然后爬到桌子上，听大人说话。
林重逗他玩：“葱葱你天天练登高，长大了想当爬山运动员啊！”
李隆川说：“说不定去珠穆朗玛峰一游。”
林重说：“对了，报社在西郊新楼那边盖了两座宿舍，说不定还能分上一套，那怕两小间，也是独门独户，有上下水，有煤气，有暧气。”
李隆川说：“这就够好的了，小葱葱，就不用天天登高，远远也就有张小书桌好做功课了。”
东城区西总布胡同，文化館。
丁沫同小董、王海告别：“老实讲，到人民日报，重新回到新闻工作岗位，我很高兴，但是真要离开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志们，我又很舍不得。两年前，我像关在铁笼里好几年的小鸟飞到这自由的天地里落脚，我非常感激你们敢要我。”
小董说：“有什么不敢要的，你从小参加革命，打游击，吉友一听就说：‘要了！’”
吉友说：“这几年，大家都看到了，好多好同志落难了，说你工作有错，谁保证自己工作不出错。”
小董说：“学习班分配工作的老梁说的好，他说，说丁沫是反革命，看她的历史，我说不像，那些审查她的人，我倒觉得有点像。我当时听了哈哈大笑。”
这时，吉友、王海都笑了起来。
丁沫说：“我们一起经历了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相继去世的悲痛时刻，又亲历了唐山大地震，我们相帮相助。”
小董说：“我们还一起为粉粹‘四人帮’上街游行、扭秧歌。”
吉友说：“我们一同经历了这些惊天动地的大悲大喜，真的是人生难得。”
丁沫说：“当时我来，你们要了，现在我走，你们又放了，你们的大度，让我一家都很感动、很感谢。”
吉友说：“打到‘四人帮’了，人尽其才，别看我们这里小，可是福地，藏了不少人才啊，以后他们要高飞，我们就让他们快快活活地展开翅膀飞。”
他们送丁沫出门，丁沬还特别同门房张大爷告别，感谢他一直对自己和两个孩子的关心。
丁沫忍不住又说：“在学习班人家不敢理我，你们要，现在……”说到这里，喉咙发哽，眼角湿润。
吉友连忙半开玩笑地打断，调节一下气氛：“以后想回来我们还要你。”
话一落音，大家都笑了。
小董说：“这一走，可回不来啦，只要不忘我们就行。”
王海说：“文化馆是你的娘家，我们可是你娘家的人。”
丁沫含泪点头一一同他们握手告别。
心情一直不平静。她想，这里的人都好，至少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我还是走了，因为我要告诉那些说我不能到“上层建筑”的人，我又办报了，不是回北京晚报，而是到了人民日报，在他们面前，我可以傲然而立，毫无愧色，挑选人生的路，归根结底是挑选尊严、公平和正义，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林重来接丁沫到人民日报上班，李隆川送他们到胡同口，走在长安大街路旁。
李隆川说：“今天，难忘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丁沫新生了。自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她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以来，三落三起，我们都遇到许多好心人，有工人，有农民，有老红军，有抗日老干部，也有知识分子，普通居民，每次危难时，都靠他们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亲身体会到，还是好人多，人世间还是有温暖，有希望的。”
丁沫说：“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林重说：“是啊，的确如此啊！亲不亲，危急时候分哪！”
丁沫说：“我从自身的经历，深深体会到，工农还是比较宽厚，比较通情达理的，整我最厉害是一些所谓有知识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前台的、幕后的，这些人没写出过多么精彩的文章，但整起人来，想像奇异、精雕细刻，一们心思把人往死里整，他们说你不能到上层建筑，那一脸的杀气，十分凶狠，如果他们还有一点点人性的话，他们一辈子都将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们走到王府井口，林重同李隆川分手后，带丁沫来到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老田欢迎丁沫来部里工作，谢谢林重的带路。
林重说：“好啦，我把人带到了，你们谈吧，我走了。”
老田和丁沫，都表示谢谢！
老田请丁沫坐下，“你到这里来，对工作有什么想法？”
丁沫说：“谢谢你的关心和帮助，我正想去访问我在晚报曾经访问过的前辈，比如夏衍、廖沬沙、还有各行各业的权威、专家、久别重逢，一定有许多话说，也许能找几篇好文章，在我们报上发表。”
老田说：“这是个好想法，一边叙旧，一边找到有意思的好文章，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想法？”
丁沫说：“过去，在晚报什么都抓，但主要是抓电影的报道和评论，从夏公、荒煤到许多知名的编、导、演都熟了，我还想干电影。”
老田说：“电影这一摊有人抓了，现在两个方面缺人，一是电视，主要是电视剧是新项目，以前根本就是空白，以后会有大发展的，要有人抓；二是文艺作品这一摊人手不够。”
丁沫说：“那我愿意抓电视这一摊，现在播出的电视剧全是外国的，国产的几乎是零，以后每家都有电视机，电视剧一定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得好好抓。影视相通，既然不能抓电影了，抓电视也不错，就看领导怎么安排了。”
老田点点头，又说：“我们会好好考虑的，支委会还有个想法，想要你当支部书记，抓一抓党的工作，你看如何？”
丁沫显得紧张了，忙说：“不敢、不敢，没这个能力，支部书记还得你们部领导来当更合适。”
老田看丁沫这么着急，不觉笑了，“慢慢再商量。”
他又带丁沫到隔壁的办公室，介绍一位年轻的工农家庭出身的干部：“他是文艺部副主任、管评论的、年青、都叫他肖淼，如果你搞电视评论报道将由他管。”又向肖淼介绍：“她就是丁沫同志。”
丁沫马上上去同肖淼握手：“请多多指教。”
肖淼说：“别客气，以后好好合作吧！”
丁沫不但找到一个自己也喜欢的工作，还分到一套东郊的房子。而且马上就可以搬家。这把全家都乐坏了。房管的老闫来了：“丁沫同志，恭喜你到中央单位了。”
丁沫说：“谢谢老邻居了，离开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你，当初安排我到白塔寺下边的观音庵王府小花园房子，后来又安排我来这里，有煤气、暖气，上下水的房子，我们都感谢你的关照。”
李隆川说：“我有两个孩子了，姥姥带他们到东单公园玩儿；很淘气，你家的孩子都长大了吧！老人还好吗？”
老闫说：“老少都好，喜欢住白培寺那边，没有暖气，烧煤球炉子，用公共自来水，可住惯了小胡同，周围的人和小铺都熟了，还有白塔寺庙会，舍不得离开。”
李隆川说：“是啊，北京味很浓，你还让我们去庙会、听评戏、吃爆肚哪！教我们说‘劳驾’‘您哪’‘请问’，我们刚来，还是你们家的老人和大姐教我们生炉子、包饺子的。”
老闫说：“一晃就20多年了，日子过的真快。以后有工夫到白塔寺转转，到我家坐坐。”又问：“新居是楼房还是平房，几间？”
李隆川说：“住房也有上、下水，暖气、煤气，一套60平米左右，南北两间带一个小过厅，可以放下一张八仙桌，对我们祖孙三代来说……”
老闫说：“那就宽敞多了，小孩子就不用登高爬窗户了。”他指指钉在窗户下端的栅栏笑了，又问：“什么时候搬家？”
丁沫说：“后天搬家，明天先把姥姥和两个小孩送过去。后天走的时候，钥匙挂在门上，行吗？”
老闫说：“我来，钥匙交给我，也算送你们一程。”
丁沫和李隆川同时说：“谢谢了，老闫，谢谢。”
京东，金台西路，人民日报社新址，北边空地新盖的红砖房宿舍楼，靠东边二楼，丁沫的新家。
金台西路，人民日报社
南房一张旧双人床，一张旧书桌，两张旧藤椅，一个旧书柜，床底下几个大学毕业时带来的小木箱子放书本杂物；北房一大一小两张床，小床是旧的，大床是抗震棚的木板凑的，一个旧立柜放衣服，还有新买的小书桌和凳子，给远远做功课用的，南北通透，门都打开，小葱葱蹬着儿童三轮车在南北房通道上，一遛烟跑过，一会儿从北到南，一会儿又从南到北，高兴地咧大嘴笑，大声喊道：“哥哥，你看，我们家也有马路。”又对拿张小板凳坐在南边阳台里的姥姥说：“姥姥，看我骑车过马路。”
姥姥回头说：“慢点骑，别撞墙了。”又上下打量阳台，喃喃自语：“多好，不用下楼就能晒衣服、晒被子。”
进门小过厅放了一张八仙桌，几张木头椅子，全家可以围桌吃饭了。
文艺部的干事，一个中年妇女老方，拿着东西，敲门进来，丁沫迎上去。
老方说：“丁沫同志啊，你家空空荡荡的，除了书，什么也没有，我们部分了一张电视机票，给你，买个电视吧！”说着递过一张购买电视机的票证。
丁沫高兴地接过来了：“谢谢你，那天你帮我搬家，就说我家东西太少，这几年事多，顾不上置办，最缺的就是一个电视机，孩子们老吵吵要看电视。”
老方说：“下一回，有了大衣柜的票，我给你弄一张，得有个大衣柜放全家的衣物啊，那个小立柜能放多少东西，说实话，我们文艺部几乎家家有黑白电视，至于大衣柜，大书柜，自行车，至少有一半，你家一样也没有，同志们听说了，都讲有了票证先照顾丁沫。”
丁沫说：“谢谢大家的关心。首先得谢谢你，本来分给我的房子在五楼，你看我家有老有小，争取到二楼，这样老人孩子出出进进就方便多了。”
这时，姥姥也出来了，说了句：“方阿姨太有心了，别的不说，我天天出外买菜做饭，上下楼多方便。”老人笑了，丁沫也笑了。
老方笑笑说：“以后就好了，缺的东西慢慢置办吧！”
很快，丁沫的家里有了一台牡丹牌12吋黑白电视机，一个大衣柜，这几样东西摆在家里很有排场，像个“家”了。
牡丹牌12寸黑白电视放在书桌上，正在播送《新闻联播》，全家老小坐在藤椅上、床上专心地看，小葱葱一会上床和哥哥挤在一起看，一会儿下来同姥姥挤在一起看。
外甥女婿小马正在用借来的锯子锯、刨的刨、凿的凿、锤的锤，把大小木板刨的光溜溜的，镶在一起，做成个大书架，把放在床底下木箱里的书全摆出来了。其中有一批当时舍不得的论斤卖掉的中外名著。
另一头立着一个大衣柜，顶上放着原有的破旧大皮箱。大衣柜上还有一个长方形大镜子，小远远和小葱葱有时就站在镜子前照着装怪样，逗爸爸、妈妈乐。
报社文艺部，老田找到丁沫。
老田说：“上午十点召集各部门支部书记开会，我们都有急事，你是组织委员，你就代表出席吧，在二楼会议室。”
丁沫说：“好，到时候我去。”
十点前，二楼会议室，丁沫推门进去，人们围桌而坐，快坐满了，丁沫找个空位子坐下，定晴一看，对面一弥熟悉的脸孔，一对熟悉的眼睛，她大吃一惊，暗暗自语：“那不是大福字大狐狸吗？他也调到人民日报来了！”这个整了她五六年的老专案，从年6月15日整她为现行反革命的老打手，也调到这里来了，她看他的眼光十分惊讶，十分尴尬，一笑置之，他想起自己早说过：“我们都在接受历史审查”，他和赖枸馨之流暴跳如雷，此时此地，真相大白了。
王福维从丁沫推门进来就吃惊不已，背脊发凉、冒出冷汗，他几乎有点恐惧地看着坦然进来的丁沫，一个颤抖的声音在耳际回荡：“你丁沫怎么到上层建筑来了？你怎么到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来了！”那是他自己的声音。
丁沫的文静，轻松，神态自若，这反而使王福维更为紧张，当他看到丁沫向自己看了一眼时，他惊讶之余、尴尬万分，他发现丁沫目光平易，对自己王福维一笑置之，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从来没有这样慌乱过，他装得十分镇定，但他不停挪动身子，说明他内心的焦躁。
丁沫淡然一笑，就再也没有转过脸去把眼光落在王福维身上，一直在听党委书记讲话，还拿出笔记本把要点记下来。
王福维装作认真听，但党委书记说什么他没听明白，他也乱七八糟记了几笔，不时偷眼看看丁沫，发现丁沫并没把自己放在眼里，他更心里发虚了，他想起自己在分配工作时对丁沫是多么严肃，一板正经，满脸正气，居高临下地训斥对方：“你不能到上层建筑！”现在，对方同你平等地坐在一起开会，是不是搞错了？
散会了，丁沫收起笔记本坦然地随众人走出会场。王福维走在最后边，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希望丁沫回头看看自己，主动向自己打个招呼，他准备放下架子，笑脸相迎，可是她就是不多看自己一眼，王福维感到失望，好像有人搧了自己一个耳光。
李隆川出差了，丁沫从家带小葱葱去洗澡。
姥姥问：“平时是爸爸带他去男澡堂洗，爸爸出差了，你带他去女澡堂，行吗？”
丁沫说：“那有什么，小不点儿！”
丁沫带小葱葱进了女澡堂更衣室，把小葱葱的衣服脱光了，一丝不挂，站在前面，她自己正脱外衣，这时，几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光身子披着浴巾从澡堂出来，一下看见了小男孩，慌乱地尖叫起来：“怎么样一个男孩子进来啊！”“太可怕了！”
丁沬说：“还是小不点儿！”
大姑娘惊呼着：“小不点也不行！”“不该有的有了！”“他同我们就是不一样。”边说边把自己包的更严实了。
小葱葱奇怪地看看妈妈，看看别人一一同妈妈一样的人。
第二天，李隆川出差回来，同姥姥，丁沫招呼过，拿出两小包，五香蚕豆给远远和葱葱。
李隆川告诉丁沫：“崔嵬同志听说你回到新闻单位，很高兴，希望你像过去采访《青春之歌》《小兵张嘎》那样到剧组来采访，他正在筹备拍《李自成》。”
丁沫说：“好哇，可惜我现在不跑电影了，可我一定抽空去看看他。”
远远把自己的作业本给爸爸看，一边吃豆，一边希望爸爸表扬。
爸爸翻了翻作业本：“好，远远门门五分，应当表扬！”又说：“就是字写的不够好，像刚摘下的苹果，大大小小全有，你不能不写的一样大吗，啊！”
远远只好说：“我下次留意。”
爸爸把小葱葱抱在大腿上：“葱葱脑袋长得圆点了，好，你说你长得像谁，啊？”
小葱葱说：“我长得又像妈妈，又像爸爸。”
李隆川奇怪了：“以往你总是说像妈妈，这回怎么说又像妈妈又像爸爸，怎么回事儿？”
小葱葱十分肯定地说：“我上面像妈妈，下面像爸爸！”
大家一听全乐了，姥姥更是乐不可支，用手摸眼泪。
丁沫也掩嘴而笑：“昨天带她上女澡堂，几个十八九岁大姑娘，看见她尖叫起来，怎么带个小男孩进来？我说还是个小不点儿，她们说小不点也不行，小葱葱看见他没见过的裸体，才这样回答。”
李隆川说：“小不点能看的这么清楚，说明有眼力，脑袋瓜好使。”
家中老少复笑了起来。
不久，林重进来了，丁沬同他讲了刚才父子对话，也笑了，同时拿出两块巧克力，远远一块，葱葱一块。他说：“葱葱就是聪明，他骑小三轮，飞快从北屋驶过来，一直往南，差点撞上我，他一到我跟前，马上把车子刹住了，停下了，很熟练，很准，有惊无险，他就是要让你吃一惊，大喊一声，他就乐了，你看看多鬼。”
姥姥笑了，听别人夸外孙比夸自己还高兴。
丁沬说：“就是脾气大，很容易发火。过去看电影，看到有人挨打，问我谁打人，我说是国民党，他记住了。前几天淘气，我搧了一下他的小屁股，他火了，一边哭，一边大声骂，妈妈是国民党，国民党才打人。”你看这像谁，说着看了看李隆川。
李隆川说：“男子汉嘛，有点脾气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林重笑了：“大概有其父，必有其子吧！”
姥姥收下葱葱的巧克力：“要吃饭了，先不吃。”又告诉远远，把你的巧克力也收起来。”
林重说：“姥姥这回有用武之地了，自家厨房，自家壁橱，还有一张八仙桌，当中一沙锅热气腾腾的鸡汤，四周几样菜，大家围桌而座，那是什么架势，今非昔比了。”
李隆川说：“这回我带回一只新鲜的南京板鸭，马上就吃！”
姥姥乐了：“好，我去收拾，等一会就开饭。”又说：“什么时候，林叔叔带一个女朋友来就好了。”
丁沫说：“是啊，远远，葱葱就少一个阿姨啊！”
李隆川说：“该把洪虹带到我家，见见面，吃吃饭了吧？”
丁沬说：“调到北京来的事办的差不多了？”
林重说：“还在办着，她这个人，一时冷、一时热，把不准她的脉。”
这天晚上，睡觉前，小葱葱还想吃巧克力，姥姥不答应，要他脱衣服躺下，说：“你们呀，在新社会有那么多糖吃，真是吃糖长大的。”
小葱葱已躺下，一听马上坐起来，很认真地问姥姥：“那你是吃什么长大的？”
姥姥说：“吃眼泪长大的，旧社会哪有糖呀？”
小葱葱又躺下了，在被窝里，睁大眼睛想事，似乎悟出什么道理，一本正经地说：“姥姥生在旧社会，没办法，我待在妈妈肚子里，等新社会再出来。”
姥姥听了笑了，笑出了眼泪：“怪不得大家都说我葱葱聪明，睡吧，睡吧，就你问题多。”
小葱葱一天到晚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姥姥，你知道巨人是什么意思吗？”
姥姥说：“不知道。”
小葱葱说：“巨人就是比爸爸还高的人。”
姥姥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问了好睡。”
小葱葱：“人为什么要吃东西？”
姥姥说：“不吃东西就会死。”
小葱葱：“姥姥，那你就多吃东西，您别死，等我长大了再死。”
姥姥说：“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啊？”
小葱葱说：“等我上大学了，大学毕业了，拿了工资了，给姥姥买鸡吃。”
姥姥笑眯了眼。
小葱葱问：“您笑什么？”
姥姥说：“你还没上小学，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你大学毕业。”
小葱葱说：“那你慢慢等吧，爸爸妈妈说我和哥哥都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第二天一早，远远和葱葱都醒来了。远远说：“明天妈妈要出差了，就不能钻她的被窝了。”葱葱马上起身：“走！”于是哥俩起身开的房门，推开南屋的门，靠墙钻到妈妈被窝里，葱葱在爸爸妈妈中间，一手拉着爸爸的手，一手搂着妈妈的脖子。
丁沫说：“明天一早，妈妈就要出差了，到东北哈尔滨，大庆，你们在家好好听爸爸的话，听姥姥的话。”
李隆川说：“远远做功课很自觉，这点很好，下楼玩，也不忘带着弟弟，这点也很好，哥哥嘛，有点哥哥的样子。”
丁沫说：“弟弟也得跟着哥哥，别乱跑，别给什么绊倒了，别跟小朋友打架。”
小葱葱说：“您回来就给我讲多多的故事，打仗的故事。”
丁沫说：“好的。”
小葱葱说：“妈妈，玩打仗，我当是司令员，你当什么？”
丁沫说：“我当司令员的妈妈。”
小葱葱问：“谁大？”
丁沬说：“当然是司令员的妈妈喽！”
小葱葱说：“为什么？”
丁沫说：“没有司令员的妈妈，哪有司令员。”
小葱葱说：“司令员的妈妈老了呢？”又说：“妈妈老了，还是妈妈大。”
一九七六年秋天，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多个作家代表团，到各处参观访问，其中一个到了大庆油田。他们之中有作家、诗人，大多数刚从“牛棚”出来，长期被迫同生活隔绝。别说写作，就是许多常见的事物也觉得稀奇新鲜，似乎都有些迟钝。
丁沫见了诗人艾青，她到报社工作，第一个采访见到的就是艾青，艾青还送她几小粒仙人球，她忙上去招呼：“艾青同志也来了！”
艾青好像忘了过去见面的事，有礼地但冷静地答道：“来了，来见见世面。”
丁沫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又看见了一个作家俞林同志，她忙上去招呼：“俞林同去也来了！”
俞林同别的作家一样迟钝，但还认得旧人，忙说：“来了，你也来了。”
丁沫说：“我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了，我是这个代表团的工作人员。”
俞林说：“隆川同志还好吗？”
丁沫说：“还好，过去他把你的长篇小说《人民在战斗》，改编为电影剧本，本来要上的，‘文革’一来就放下了。”
俞林说：“我看了剧本，改的挺好的。”
丁沫悄悄地问他：“你们这些作家，诗人，人类灵魂工程师，怎么都反应迟钝，好像有点傻。”
俞林说：“关在里边好几年，一出来眼花缭乱。”
丁沫问：“你也关进去了，为什么？”
俞林说：“我的英语还行，抗战胜利后，当过刘仁就是解放后到北京市委的刘仁，当过他的翻译，‘文革’说我是打进来的大特务，关了好几年，后来查无实据，把我放了。”
丁沫说：“怪不得你好像对周围一切都感到陌生。”
俞林说：“从监狱放出来，那天我在在马路牙上，好久好久，怎么也不敢过马路。”
丁沫说：“车辆不算多啊！”
俞林说：“我觉得车水马龙，迈不开步子。”他讲的非常平静，今天见了熟人，话多了些。
丁沫听了心里难过。“刚才我见了艾青同志，他好像忘了我曾经采访过他，他反应慢，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失去了诗人的激情和幽默。”
俞林说：“慢慢就好了。”
第二天，参观路上，大地辽阔，远处都有井架，这里的天似乎比北京的高，天也蓝，云也白，丁沫看个不够。
这时，艾青过来了，说：“大庆的同志说：大庆地下还有个大庆，应该看地下呀，你什么老往天上看呀？”
丁沫一看是艾青，笑了，“谢天谢地，你还是这么幽默。”又说：“大庆的云彩太漂亮了，天比北京的蓝，云也比北京的白，你看大庆满地的小花也很有意思，一片一片的，白的、粉的、红的、黄的到处都是，再大的风也刮不倒，在风中亭亭玉立，这是什么花？”
艾青说：“波斯菊，延安有，都种在窑洞前，波斯菊，特别需要阳光，这里阳光充足，长得粗壮，花开得也好，这种花很皮实，掰开花瓣，拿出花子撒下地就活，不用怎么管，浇点水就行，有太阳就开花。”
丁沫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仙人球，有点水就活、就开花。”
艾青说：“你怎么知道？”
丁沬说：“56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工作，我到过你家，东总布胡同，你送过我两只小小的仙人球。”
艾青想了想，一时想不起来。
丁沫说：“是老编辑老辛带我去的。”
艾青想起来了：“对，对，你是那个广东小姑娘。”又说：“仙人球拿回去栽了吗？”
丁沬说：“栽了，两个小仙人球，越长越大，大大小小长的一大盆，像座小山，好看极了！”
艾青问：“开花了没有？”
丁沬说：“开了，第一次开一支，果然像你说的像唢呐，好像让人听一曲欢乐带着悲凉的曲子似的，后来一次开两支、三支、最多四支。”
艾青说：“那就是合奏了，现在还活着？”
丁沫说：“送人了，‘文革’开始，养花就是封、资、修，加上我一直挨整，后来又被隔离审查，人都顾不上，那还顾得了花啊，只好送给我的同事，一位炊事员，根正苗红，也喜欢养花，没准能保得住这绿色的生命吧！”
他默默地听着，久久没有说话，像在听丁沫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后来才说：“仙人球就这点好，不论你对他多么不公平，他照样开花。”又说：“哪天早上起来，朝露还没有干，我带你去收波斯菊的花籽，带回去好种。”
代表团来到一个劳模耿玉亭家里，作家们围坐在一起，听他讲自己为了救火失去双臂的事迹。看他用嘴叼着笔写字，写的字苍劲有力，又非常潇洒。艾青上去，打开自己的笔记本，请他签名。诗人看他写字，这么轻快，字这么潇洒，含着激动的热泪，拥抱着这位无臂英雄。
丁沫对身边的俞林说：“诗人还像以前一样有激情，而且更为深沉了。”
从大庆回来不久，金台西路，丁沫家的阳台，几个花盆的波斯菊长大了、开花了，深红的、浅红的、白的、淡黄的，很开眼；楼下一片野地，经丁沬播种，也是一片一片的波斯菊，开满了鲜艳的花，成了报社生活区北区一道亮丽的风景，远远、葱葱和它们的小朋友在花丛里奔跑玩耍。姥姥站在阳台上看花、看孩子玩耍，乐呵呵的。
这时蓟门桥东，北京电影制片厂，主楼，李隆川的工作室，谢铁骊进来了，告诉他：“老崔的病，比你上次看更加严重了，医院回来，人在重病中就会思旧，讲了好多过去的朋友：上海的，延安的，晋察冀的，讲到《青春之歌》，还提到你和你爱人。”
李隆川说：“我明天一早去看看他，你看到他想吃什么吗？”
谢铁骊说：“水果一大堆，好像不想吃，我去也带了点水果，就是一种心意。”
第二天，李隆川带了点福建漳州刚来的香蕉，医院看望崔嵬，里面已经坐了不少延安的、晋察冀的旧时好友，李隆川看见俞林也在，（全国刚解放，他们是中南大区的文化局正副局长），李隆川同他点点头，走到崔嵬床前，轻轻问道：“感觉怎么样？崔嵬同志，丁沫很惦记你。”
崔嵬睁张开眼，看看李隆川，点了点头，抬了抬手，示意他坐下。
崔嵬刚才讲了一些话，歇了片刻，又继续住下说。李隆川发现他舌头已经有些僵硬，讲话含糊不清，战友们熟悉他的话音和神态，还能听的懂。
崔嵬说：“小时候，我家十分贫苦，家徒四壁，夜无隔宿之粮，我姐姐疼我，希望我识文断字，长大了不再受人欺侮。为了送弟弟上学，姐姐含着泪答应父母，把自己卖给人‘做小’。”说到这里，崔嵬哭了，哭的很伤心，这是他一生中最伤心的事，他从来没有对战友讲过，如今，大概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要把这个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说了，告诉生平好友，他心疼难忍，一边哭一边说：“她为了我甘愿牺性自己，这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就是我姐姐了。”说完，他已无法抑制，悲伤大哭起来。
在场的战友，只见过他在日本鬼子扫荡时带领剧组出生入死，毫无惧色；哪个弱小的同志走不动了，他背起就跑，今天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他哭了，为了个人身世哭了，而且哭的这么伤心，震惊之余，一个个心如刀割，全都流泪了。当年的男战士泪流满面，女战士哭出声来。
俞林流着泪说：“老崔啊，在晋察冀战场上，我只见你流过血，没见你流过泪，今天看到你流泪，我们心疼了！你的话我们都听懂了，你的姐姐也是我们的好姐姐！”
李隆川也是泪流满面，又悲伤，又激动。
李隆川很有感慨：一个老八路，丛战火中出来，走遍大江南北，坚定乐观，到了弥留之际，才说出埋在内心深处的苦痛，可见痛苦之深，至死难忘，可以想像，为什么当年这个少年走向人生的征途的时候是那么坚定无畏，毫无惧色！因为他心里有个为了弟弟宁愿牺牲自己的姐姐。
傍晚，丁沫下班归来，姥姥正为大家做饭。
李隆川告诉丁沫：“老崔病危了。”
丁沫吃一惊：“病危，上次你去看他，不是还好好的嘛！”
李隆川说：“肝癌晚期，发展很快，讲话舌头发硬，含混不清，上午我去看他，他强挣着，对他的老战友讲了埋在心里几十年的伤心事。”
丁沫问：“他有什么伤心事儿，过去在上海白区、在延安、在晋察冀老区，环境再艰苦，他总是乐观的，没听过他受过什么委屈。”
李隆川说：“小时候家太穷，没钱上学，她姐姐为了弟弟能读书识字，不再受人欺侮，答应父母把自己嫁给人‘做小’。”
丁沫：“‘做小’？小老婆？”
李隆川点点头：“不是万不得已，穷人家不会拿女儿去‘做小’换钱的，老崔几十年，没讲这事，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啦，才把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告诉自己的老战友，说完他就哭了，他说世界上最疼他的人就是他的姐姐了。老战友在战场上，从来看到他是流血不流泪的汉子，今天看到他流泪哭，这么伤心，全都难过得流下泪来，女同志还忍不住哭出了声。我在一边看了，也泪流不止。”
丁沫说：“从来没听他，听别人讲过她姐姐。”
李隆川说：“我听他夫人说：全国一解放，他去找过他的姐姐，可是姐姐已经去世了，连见一面，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的机会也没有了，他十分心痛。大概他总感到心上欠的债永远没法还了，所以在临终前对自己的战友说了，让大家知道他有一个世上最疼爱他的人——他的姐姐。”
丁沫眼角挂着泪花：“崔嵬同志的确是个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我听了很难过。”
李隆川说：“医生说他是肝癌晚期，我看他是气死的，大怒伤肝。你父亲也是大怒伤肝气死的。”又说：“江青在延安介绍他入党，成了他走进党的队伍的引路人，他是感谢她、尊重她的，尽管老崔认为样板戏，只是百花齐放的一个品种，但还是难得的，没有任何违反江青的地方。‘文革’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吸收革命干部参加，群众组织看上了他，认为他和江青三十年代就在上海一起闹革命，还是她介绍入党的，到处宣传，希望把老崔吸收到革委会来，没想到讲三十年代犯了大忌了，他被投入了监狱；据说百般殴打凌辱，像打一条狗，大怒伤肝，种下了病根。那位三十年代的上海明星，为了保护自己，把崔嵬投入监狱，他的亲姐姐，为了他能上学读书认字，宁可牺牲自己卖给人‘做小’，生活告诉了他，谁真正疼爱自己了。”
丁沫说：“我明天去看望他，上午要开会，汇报国内电视剧的生产情况，部领导都参加，一定要好好发展自己的电视剧，不能总放外国的，会议很重要，会议一结束，医院看望他。”
医院，崔嵬住的病房。丁沫在病房外的走廊上碰见陈怀皑，他也是来看望崔嵬的。二人来到崔嵬的病床前，他已昏迷不醒。
丁沫附在他耳边说：“崔嵬同志，我是丁沫，我来看望您了！”
崔嵬一直昏迷不醒，他们在病床前站了很久。
丁沬忽然想起，她去他家采访，几大书橱，书很多，崔嵬对他说：“当导演的三天不读书，就会有俗气。请你常来采访。”可是他现在不能说话了。她多希望崔嵬同志睁开眼看她一下，可是他一直没睁开眼，第二天便去世了。
李隆川回家告诉了丁沫，他受托写悼词，访问许多老战友，一个个都心疼流泪，一个人去世有这么多人为他伤心落泪，说明此人没有虚度此生。
人生有悲有喜。丁沫的家，阳台尽是花，大庆的波斯菊，红的、白的、粉的多彩多姿，广东带回的万年青，还有四季米兰，米兰开花，远近飘香，沁人心脾；还有从牡丹江带回的双瓣扶桑，一开花像挂着大灯笼，好像告诉他人，这家人心存欢喜。丁沬经常出差，无牵无挂的，一心去完成任务，还不远万里带点花草回来。姥姥对丁沫说：“家家阳台都有花，都说大家的心情是快活的，都摆在阳台上了。”
丁沫听了，笑笑，顺口答道：“是啊！快乐啊！”又说：“你先别跟我说话了，我正写材料呢！”
姥姥说：“什么材料，这么要紧？”
丁沫：“一份是家庭成分，土改我们家评为城市贫民，入党一定要我改为地主，工宣队张文广师傅狠狠批评我，‘怎么能为了入党，改成分哪！’现在，我要写材料，要求恢复土改时评的成分。还有，四清，把你的个人成分也改了，完全违背事实。”
姥姥说：“这倒是大事，写吧，写吧！”
楼下，李隆川带小葱葱在波斯菊花地里散步，拐弯处出现一个驼背的人。
小葱葱推着小三轮车，看见了，对爸爸说：“他看地容易，看天就难了！”
李隆川点点头，说：“他身体有残疾，没有办法，直不起腰来，其实有的人没有残疾，腰是好的，也是看地容易看天难。”
小葱葱问：“为什么？”
李隆川：“挺不起来，啊，你还小呢，长大你就全明白的。”又说：“爸爸回去了，妈妈等我呢，你回去吗？”
小葱葱说：“再玩一会儿。”他骑着小三轮到处转。
回剡家里，李隆川问：“材料写完了？”
丁沫说：“关于成分的写完了，你看看有什么地方讲得不周全。”
李隆川认真地看了起来。
丁沫又把另一份材料赶紧写完，让李隆川一起看看。“这是关于学习班给我做结论的材料，还说‘12·11’那份报纸利用敌人的口攻击毛主席，邓小平都出来工作，当了党中央副主席，还说他是敌人，这份销毁结论的申请是写给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说着又把刚写完的材料让李隆川看。
李隆川认真看了一遍：“很好，简明扼要。”
这时，丁沫突然听见小葱葱在楼下哭了，他从窗口往下看，只见他同一个大概是小学二年级学生，边哭边争论，非常生气：“我的车没碰上你，你为什么打人，打人就不对。”小葱葱敢于同小伙伴说理，胆子比哥哥大。
丁沫马上下楼找他：“小葱葱，咱们回家。”
小葱葱说：“不，我要找他爸爸妈妈，他为什么打人？”
小伙伴的爸爸正好下楼，听了缘故，说：“你骑三轮没撞到他，只是吓一跳，就打人，这不对，啊！打人不对，我说他，啊！”小伙伴一听赶紧溜了。他爸爸开玩笑地说：“大人不记小人过。”小葱葱：“我不是大人，还小呢！”丁沫和小孩的爸爸都笑了。
小葱葱看小孩的爸爸这么和气，这才罢休，同妈妈回家。他还气愤愤地重复着：“打人就是不对！”
越来越多的家庭有电视机了，越来越多的省市拍自己的电视剧了。一天，文艺部评论组正讨论电视剧时，老田路过，询问丁沫一些事。
老田问：“有多少省市在拍电视剧？”
丁沫说：“有北京、上海、四川、山西、广东其他各省也在筹备，据我了解，拍得都是单本剧，带点练兵的性质，题材大都是生活中的新人新事，他们就怕观众总拿刚刚起步的电视剧同电影比，看不起电视剧。”
老田说：“电视剧抓生活里新人新事，抓得快，播得快，这是它的优势，以后电视剧越来越发展，家家有电视机，那他的观众可比电影多的多，做好自身，不要同电影比，先抓单本的，再抓连续剧，连续剧的吸引力是电影所不能比的。”
丁沫说：“我同编导们都有联系，他们很害怕别人总说电视剧比电影差多了，看不上，另外，怕人家动不动说他们丑化上山下乡，丑化生活。他们希望人民日报能支持他们，把好的剧目向全国推荐。”
老田：“我们一定会去支持的，凡是好的剧目，编、导、演、我们都可以给版面。”又说：“国庆节快到了，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欣欣向荣，部里想出一块专版，请文艺界老、中、青，代表人物写些回顾与展望的文章，其中有夏衍同志，想让丁沫去约稿。”
丁沫说：“太好了，求之不得，我早就想去看望夏公了，听说他在‘文革’中历尽磨难，终于从监狱出来了，还受了伤，走路不便。”又说：“我马上给他去电话。”
老田说：“好啊，你拨电话吧！”
丁沫马上拨通夏衍家的电话，对方说：“老人住院了，住在医院。”
老田说：“那就不要打搅夏公了，到医院找病人写稿，近乎‘残忍’，我另找人吧！”
丁沫说：“好，医院去看望他。”
医院，丁沫去探望夏衍。门房告诉他：“有三位外交部的同志有急事刚进去，你先等一等。”
丁沫坐在长椅上等候了很久，门房才告诉他：“可以进去了！”他按门房所说：走进高干病房病室。丁沫一看，夏衍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显得比以前瘦多了，也老多了，她喊了声：“夏衍同志，你好！”他拄着拐杖站起来迎接客人。丁沫连忙上去扶他坐下。他移动了一下脚跟，那只特别厚的皮鞋跟，像挂在这条伤残腿上的大秤砣。丁沫看着一阵心酸，眼睛发涩，差点掉下泪来。
夏衍似乎没认出丁沫，看了看。
丁沫拿出介绍信，说：“我是人民日报的，您可能认不出我来，我叫丁沫。”他说的很慢，声音有点发颤。
夏衍接过介绍信没有看，拉着她的手说：“丁沫，名字记得，《北京晚报》的。”
丁沫的眼泪唰一下流出来了：“对，对，我是北京晚报的，以前常上你家，还记得吗？”
夏衍说：“记得，记得。”他让丁沫坐在他身边，仿佛当年那样。他关心地问：“《北京晚报》以后，你到哪里？”
丁沫：“我被关起来了。”
夏衍很吃惊：“你也被关起来了，什么地方？”
丁沬说：“关在治金部一个招待所隔离审查，不准回家，连通信的自由也没有，上厕所也有看守押着，四年多时间，最后一年礼拜六可以回家，《燕山夜话》被批判，我就成了登堂入室的人了！”
夏衍记忆很好，“你还找过一些老帅写文章吧？”
丁沫说：“这也是我的一条罪状，说我把朱老总、叶帅、谢老、董老、徐老，引到副刊上发表他们的旧诗，就是搞风花雪月，搞封，资，修，将他们的手迹，照片通通拿走了，现在只保存着陈毅副总理批改过的一张小样，放映《冬梅》时，陈毅同志同主创人员谈过三年游击战的情况，我觉得对观众理解有帮助，征得他的同意，我将讲话整理出来排出小样送他审阅，陈毅同志亲自在上面修改，还加了一句话，《冬梅》是一部好影片，值得推荐。”
夏衍说：“陈毅同志是很刚强的，广州讲话，他提到现在的知识分子，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有人说不对，他就不服，他的病本来是可以治好的，也是整人，整死的。”
丁沫说：“国庆十周年，电影界在北京饭店联欢，周总理参加了，还讲的话，还接见了各电影厂的主创人员，我当时在场采访还报道了。”又说：“现在我国电影水平要恢复到国庆十周年，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夏衍伸出五指，停了一下，又说：“总理讲话，对电影队伍建设发展很重要，你将讲话全文整理一份给我。”
丁沫点点头说：“有一次，我看见荒煤同志，他也叫我将讲话整理一份给他，不行了，记不全了，运动中我所有的采访本被没收，连电话本也收走，一共六十多本。落实政策时，我要求将本子还我，他们说：找不到了，只有一个电话本，真可惜。”她不由得叹了口气，又说：“运动不久，对电影，全面批判，都说是‘毒草’，当时，我想，您跟荒煤同志准要挨整，我想不通，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工作的同去要打倒？”
夏衍说：“六四年，我就知道要挨整了，那时，你在《北京晚报》吧！那次整风，我还是认认真真检查自己的，觉得毛主席总是对的嘛？我们都是‘凡是派’过来的。”又说：“一九五七年以后，不让人讲话了，一九五九年党内不敢讲话了，我想过：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提意见也不行，我们这些人更不敢讲话了。后来，我觉得从上到下都要讲一点违心的话，有些因为国际上需要是可以的，但在党内就要讲真话。小平同志讲主席的缺点同丰功伟绩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不这样看，几十年打下来的江山，搞成这样是微不足道吗？其实，陆定一同志的文章有什么了不起，谈了一点主席的缺点就这样严重……”谈的正浓时，护士请他接电话，中央戏剧学院打来的，他只好拄着拐杖，拖着那只笨重的大皮鞋，慢慢走过去。
丁沫看夏衍接完电话，步履艰难地出来，心里很难过：“夏衍同志，看到您走路这么艰难，我对‘文革’也没法三七开，什么时候有人将这场灾难真实地写出来就好了。”她说的很激动。
夏衍肯定地：“会有人写的。”
丁沫说：“不要等下一代，你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来写，感受更深。”
夏衍点点头。这时，有两位出版社的同志来送审样，准备出版《夏衍杂文集》，夏衍接过那厚厚一摞小样；“请你们过两天来取。”
丁沫感动地说：“您还是这么精力充沛，您没有老！”
一天，丁沫被叫到报社政治部，那时，各大单位都有政治部。丁沫在文艺部副主任、支部委员肖淼的陪同下来到政治部办公室。
办公室负责人说：“今天，请丁沫同志一份看《北京日报》给《人民日报》政治部的来函，你给市委吴德同志来信，提到学习班给丁沫同志做结论的问题，他们回复了，”说着，把一份公函交给丁沫。
丁沫展开一看，上面写着：由北京市落实政策办公室转来你社丁沫同志要求复查材料一件，经我们复查，文中所谓攻击性言论纯属断章取义，不能强加在邓小平同志身上，更不能作为处理丁沫同志的根据，决定撤销一九七五年九月市委第二学习班党委所作的丁沫同志编发海红文文章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并销毁定案材料。附丁沫同志运动材料一份，请你社予以销毁。”丁沫看后高兴地：“很好，实事求是，《北京日报》的来函得放在我的档案里，省的有人以后捣鬼，关于我的运动材料，学习班已做过结论，当然要销毁。”
肖淼把来函也看了一遍，表示赞同。
办公室负责人：“好，那我就当丁沫同志，文艺部支委的面，把丁沫同志的运动材料销毁了。”
丁沫、肖淼都表示赞同，并在上面签字。
办公室负责人在文艺部支委肖淼的监督下以及在丁沬的亲自见证下，拿来大烟灰缸，点火把材料销毁。丁沫看手表，只用了一分钟时间便化为灰烬了。办公室负责人笑道：“祝你丢掉包袱，快乐的生活。”
丁沫讵：“谢谢！销毁这份材料只用了一分钟，可为了这份随意捏造的判词，我足足被审查了五年零五个月，其中有两年完全失去自由。销毁的不仅是一张随意捏造的判词，而是我宝贵的青春。”
这份材料就是赖枸馨、王福维泡制的，充分暴露了他们身上人性的恶，人性的两大弱点：贪婪和妒忌，到了“文革’，到了他们手上，发挥到了登峰造极，不，到了穷凶极恶的极致，就是当时流传的词：“派性”，问题是“派性”被披上了革命的外衣，他们就可以拥有草命的左派的精神特权，以革命的名义，打击丁沫，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利于自己向上爬（其中还有保护他们自己的因素在内，因为群众的大字报曾质疑二赖子的海外关系，质疑大福字在反共报纸上混过事）。这一下好了，他们以及他们的主子的心思白费了，他们干的罪恶被时代潮流冲得一干二净，把他们伪善而残忍的面目也暴露得清清楚楚，他们恐怕很难改恶从善，很难认错，那他们只有一辈子不得安宁。老人们说的好，不贪去妒，认认真真做事，规规矩矩做人，日子就会过得充充实实；不欠人的，心里无愧。心情自然会轻松愉快，笑口常开。
办公室负责人说：“不容易呀！你到底走过来了，我发现你是很坚强的一位女同志。”又说：“昨天收到一份你老家的商业部门政治部的来函，你母亲在四清所划为工商兼地主（不戴帽子）成分也作废了，恢复你母亲土改时评定们城市贫民的成分。政治部也根据调查，把你入党时，家庭成分改为地主成分改正了，恢复土改时评定的家庭成分城市贫民。”
丁沫终于松了一口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做了件公正的事，太谢谢了！”
办公室负责人笑了：“不必谢，应当做的，应当做的，我还是那句话，祝你放下包袱，轻松快乐地生活。”
一天，李隆川在家，听见大门响，出去一看，那个“王专案”不敲门、不言声，大摇大摆进来了，立时火了，大声说：“站住！你以为这里是学习班，不敲门，不言语一声就进来了？出去。”
王福维一看对方的脸色，立刻退出门外，说：“我找丁沬有事！”
李隆川朝里喊了一声：“丁沬，出来！”又对王福维指着门口：“就在这里说，记住，进别人家的门，要敲门、要说话、要得到别人的允许。”他火气犹存，话头很冲。
一天，丁沬下班，远远和葱葱，小哥俩到大院迎接，很远就听见葱葱大声喊叫：“妈妈，妈妈。”
丁沫上去，远远马上接过妈妈的挎包，葱葱过来，拉着妈妈的手。
葱葱说：“妈妈，我们捡到金戒指。”
妈妈没听清，“什么？”
葱葱说：“我们捡到三个金戒指，”边说边看看哥哥。
远远点点头，“是，三个。”
丁沫说：“你们怎么知道是金的？”她有点怀疑，家里没金器，哥俩从来没见过。
葱葱说：“姥姥说的。”
丁沫问：“在哪里检的？”
葱葱说：“哥哥，你说呀，哥哥捡到的。”他性子急。
远远说：“是，我们在操场玩打仗，我们在操场边上的家俱垃圾堆里捡到的。”
这时，他们也到了家门口，葱葱枪先上楼，砰、砰、砰，使劲敲门：“姥姥，快开门，妈妈回来了。”
姥姥笑着边开门边问葱葱：“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牛奶糖还是巧克力？”
葱葱愣了一下，“哦，忘了！”马上又叫姥姥：“你快给妈妈讲，那金戒指是怎么回事。姥姥，你怎么知道是金的？”说完，跑进屋内房里，马上打开抽屉，拿出一个装羚翅解毒丸的门圆纸盒出来，“妈妈，你看，就装在这里。”
远远说：“等妈妈歇会儿，让妈妈先喝点茶。”又告诉妈妈：“姥姥，早已沏好茶。”
妈妈喝着茶，葱葱把那个圆圆的羚翘解毒丸的药盒拧开，往饭桌一倒，真的有三个金戒指，金闪闪的，丁沫拿起来沉甸甸的，真的像金戒指，又问远远：“怎么捡到的？”
远远说：“我同楼上的小男孩儿在操场上玩打仗，葱葱跟着我们玩，我们当解放军，葱葱当国民党，他弹药多，一直向我们猛攻。”
丁沫插问了一句：“什么弹药？”
葱葱抢着说；“是小石头子，假装弹药。”
丁沫说：“用小石头子扔来扔去多危险啊，以后不许这样玩了，要是不小心，伤了人怎么办？”
哥俩都点点头。
远远接着说：“我们边跑边追，我在垃圾堆旁捡起这个药盒子，当手榴弹往他那儿扔去，他捡起来又冲我们扔过来。”
葱葱说：“得，手榴弹开花了……”
远远说：“掉出三个戒指，同伴跑过来看，说是金戒指，他说，我家有，很值钱的，你们不拿回去，我就拿回去了。”
丁沫说：“沉甸甸的，像真的，姥姥您说是真的吗？会不会是镀金的？”
姥姥说：“我看是真的，每个戒指里面都看有，表明是九成九的金。从前，有钱人家，男家给女家婚礼一般都是三个九成金的金戒指，一个是‘订’（订婚），一个是‘结’（结婚,一个是‘子’（早生贵子），你看每个戒指都刻有字，肯定是以前旧社会的东西。”
丁沫说：“那是定情定亲的礼物，很宝贵的，为什么随便装在药盒子里，不怕丢失了。”
姥姥说：“我猜想，可能是一个老太太年轻时留下的，她把戒指藏在药盒里，别人不容易发现，后来不知怎么就当废物扔出来了？”
丁沫说：“姥姥讲的有道理，我们搬来时，这里是一片工地，原来住在这里的人不少搬走啦，小学操场角落堆满了杂物垃圾，可能是大搬家、大清理、大扫除，一时大意，以为是药丸子，随手扔掉了。”
姥姥拿起三个戒指掂量掂量，说：“这三个戒指不轻呢，按过去的老规矩，这么重的，都是财主办喜事的彩礼。”
李隆川下班回来了，哥俩又对爸爸讲了金戒指的前前后后，她听了丁沫讲到姥姥的分析，看起掂量了一下，点了点头。
吃完饭，姥姥洗过碗筷，全家又在一起议论如何处理这几个金戒指。
丁沫说：“这是人家丢了贵重的东西，你们看什么办？”
远远说：“我们在楼下张贴招领启事，谁丢了，看见就会来领。”
葱葱总是听哥哥的：“对。对！”
姥姥说：“如果有人冒充，说是他丢的，怎么办？”
远远说：“我先问他，一共几个？放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记号？说对了，再给，说不对，不给。”
姥姥说：“不行，不行，那我们家乱死了，一会来一个，一会来一个，怎么办？”
葱葱问：“那怎么办呢？”
姥姥说：“就给居委会吧？”
远远说：“交给警察叔叔。”
丁沫说：“你们唱过一支歌，‘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很好。不过，在学校捡到的，还是交给学校吧！”
李隆川对哥俩说：“捡到东西要交公，你们都做得对。不过，交给老师，不如直接交给校长。”
大家都觉得这办法好，明天就交去，由学校来处理。
第二天，丁沫带远远到小学校找到校长，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把三个金戒指，连同羚翘解毒丸盒子交给校长。
校长把三个金戒指收下，对丁沫母子说：“你们这样做很好，学校一定会处理好的。”
几天之后，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李远远，又代表朝阳区教肓局发给远远一份“拾金不昧”的奖状。李远远上去领取奖状，全场一片掌声。
李远远把奖状拿回家，弟弟先看到了，不认字，把奖状送到父母手里，又转到姥姥手里。
丁沫说：“好，‘拾金不昧’。”她告诉葱葱：“这几个字，叫拾金不昧，捡到东西不能自己藏起来。”
李隆川说：“你们做的对，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一定要用自己的劳动、智慧换取报酬，换取社会的承认，不能贪婪，贪婪是最丑恶的，是万恶之源。”
姥姥看着奖状，抚摩着，连说：“好，好。”
哥哥微笑着，葱葱为哥哥高兴，挨着哥哥坐下，还说了个电视上刚听到的词：“哥哥哑然失笑了。”最近他常爱学电视里的话。
复兴门外，丁沫来到广电大楼。
一个年轻的女秘书热情地迎接她，把她带到广电部长艾知生的办公室。
艾知生热情地欢迎人民日报的记者如约来见面，交谈，先请她坐下，女秘书端上茶来，说：“欢迎呀，我听说你到好多电视剧组采访，还去外省市剧组，很受鼓舞，我国的电视剧刚刚起步，没有经验，需要大家多多扶持，特别是希望得到人民日报的支持。”
丁沫说：“我採访中央台、北京台的剧组较多，因为同在一个城市，比较方便，剧组多题材也多样。外省市去的少，只去过山西、四川、上海，很多地方都想去，各地电视台都热情相邀，西藏电视台就盛情地邀请我去，我们同外省市电视台电视剧主管和剧组的导演互相交流还是很密切的。”
艾知生说：“这就很有心了，得到你们的支持，那些创作人员，编、导、演们在底下都传开了，希望早点拍出好节目，拍好啦，受到观众的欢迎，得到人民日报的支持。”
丁沫说：“我们文艺部的领导很重视这一新生的艺术品种，它可能有最广大的观众，一个晚上的观众就可能超过百万人，只要剧目好，我们一定在报上推荐，大力宣传。我会把艾部长的意思告诉我们部领导的。”
一天，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远远还没有回来，姥姥做了炸子鸡，她说：“凉了不好吃，咱们边吃边等吧！”
葱葱盼望哥哥回来吃，一边吃鸡腿，一边竖着耳朵听，它耳朵特别灵，一听到有动静，马上跳下来，他出去开房门，见了哥哥，说：“哥哥，快，快，炸子鸡！”
远远高兴得快步跑上楼，一开门，拉着弟弟的手，喊：“姥姥，爸爸，妈妈。”一脸的高兴。
姥姥说：“快吃饭，炸子鸡，先洗手。”
葱葱马上说：“姥姥给你留了个鸡腿，一人一个，我的吃完了，可香了，可好吃了。”他眼尖，看见哥哥胸前挂着一个微章，问道：“哥哥，你戴的是什么纪念章了，真好看。”
远远说：“团徽。”哥哥将团徽摘下来给弟弟。
李隆川笑夸儿子：“你今天摘下红领巾，马上就戴上共青团的团徽了，那是很光荣的。”
葱葱马上用电视上学来的赞语说：“太棒了、太好了、太美妙了！”
他佩服地看着哥哥，又看到妈妈把一件春秋尼龙衫给了哥哥，哥哥笑嘻嘻地穿上，马上说：“哥哥才最爱漂亮了！”
丁沫说：“爱漂亮没什么不好，葱葱也应该爱漂亮。”边说边搂着他想亲亲他。
葱葱把妈妈手推开，“别搂这么紧，我都快奄奄一息了。”
李隆川笑了：“奄奄一息，也是从电视上刚学来的吧！应当说妈妈抱的太紧，喘不过气来，不是奄奄一息，病人病重，气息微弱，才叫‘奄奄一息’。”又问：“刚才妈妈给哥哥尼龙衫，哥哥咧大嘴笑，这叫什么？”
葱葱说：“‘叫高兴得鼻涕泡都出来了’。”
远远说：“这是评书《说岳》里边有这么一句，‘张邦昌高兴得鼻涕泡都出来了’！”
李隆川说：“等你长大了，戴上红领巾，你也高兴得‘鼻涕泡也出来了’，好吧！”
姥姥说：“我葱葱又聪明又漂亮，你们谁说葱葱不够漂亮，像个土豆，还是没长好的土豆，我不爱听，说错啦、说错啦，我说葱葱漂亮，长大了、长开了更漂亮，不信你们就等着瞧。”
丁沫忙说：“姥姥见的事多，她老人家说的准没错，我葱葱是土豆，也是漂亮的土豆。”
全家都高兴地笑了，姥姥还加上一句：“长大了，他也像哥哥一样，解下红领巾，就戴上团徽，够神气的，”又对丁沫说：“也给葱葱买件春秋尼龙衫吧，哥俩都有，这才好。”
一九八〇年夏天，丁沫带着一个刚进报社的研究生、年轻记者小易到湖南，广东采访，在湖南长沙，采访的革命老妈妈陶承。
丁沫告诉小易：“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陶承口述的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全文在《北京晚报》副刊上连载，反响很大，单行本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余万册，创造了出版史上的一个记录，后来改编为电影，就是由于蓝、孙道临扮演的《革命家庭》，轰动全国，很多当时的年轻人都看过这部电影。这本书还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国外。”
小易说：“我小时候也读过这本书，很受感动。”
丁沫说：“这本书‘文革’中被打成‘毒草’，康生别有用心地说：《我的一家》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我在上海，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就这样，为革命无私地献出丈夫，献出了两个儿子的革命老妈妈，无辜地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从长沙押到北京关了五年，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才将她释放，身体也致残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又说：“我重新回到新闻工作岗位，头一个想法就是要去拜访当年采访过，现在仍然健在的老前辈，其中一位就是陶妈妈。”’
小易问：“当时，你采访过她？”
丁沫说：“是的，《我的一家》还是我拿到晚报上连载的，我常去她家采访，当时她和另外一位革命老妈妈，还有林彪的父亲住在一个院里，书出版了，电影上映了，很多青少年去访问她。‘文革’开始不久就受审查了，再没有见过她了，听说她在‘文革’中饱受摧残。”
他们的车在长沙市郊的老干部休养所前停下。他们走进了休养所，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陶承的住房。
陶妈妈坐在轮椅上，见到丁沫，激动地张开双手，很想站起来，紧紧握住丁沫跑过来来伸出的双手。“又见到你了、又见到你了！”马上让保姆泡两杯金桔水！
丁沫向小易介绍：“这位就是革命老妈妈陶承同志。”
小易尊敬地上去同陶承握手：“您好，我早拜读过您的书。”
丁沫说：“他是大学毕业后到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刚调来的小易同志。”
陶承说：“你好，请坐。”
丁沫坐下喝金桔水，说：‘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没有见面了，听说：你受了不少折磨。”
陶承笑着说：‘他们想把我这个老婆子整死，我没有死。”她收敛了笑容，沉默了一会儿，感慨地说：“人是不容易死的。”她随后介绍了坐在他身边的一位中年人，“他是梅老师，帮我整理文稿的。”
梅老师说：“陶妈妈最惦记的事，就是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她常说我们这辈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应该抓紧把走过的路、做过的事，真实地写出来传给后代，让他们接好革命的班。他打算在九十岁以前，将自己知道的接触的，有关周总理的董老（必武）、徐老（特立）、谢老（觉哉）的事写出来，现在已经完成一半了，让年轻人知道，什么叫白区、什么叫白色恐怖、什么叫革命斗争、什么叫生死之交，已经发表了二十多万字回忆录，六十多首感怀诗，老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紧迫感，她说过要和生命抢时间。”
陶承点点头，重复着：“要和生命抢时间。”
丁沫、小易听了都很感动。
陶承忽然想起什么，问丁沬：“听说你也给关起来了？”
丁沫：“往死里整，可是我活过来了，还有了儿子，两个！”
陶承激动地拉着丁沫的手：“好啊！不但没把你整死，你还添了两个儿子，好啊，生活是公平的！”眼神是慈祥的，充满了怜爱。
第三十八章
报社北区宿舍大院，葱葱正在飞跑和几个好几个小朋友玩打仗。他上了乱木堆又跳下来，给玻璃划伤了脚，流血不止。小朋友看见也慌了，忙说：“快回家，快回家！”一起陪他到了楼下。
葱葱上楼推开家门，一进门就哭啦，爸爸出来看见脚上流血，忙用纱布给他包好。说了声，“上医院，挂急诊。”
葱葱一听，哭的更凶了，“我不去，我不去”。
姥姥说：“上次我带他到上海，小表哥淘气，医院缝了两针，舅舅说他太调皮，不让打麻药，把他疼得嗷嗷叫，满头大汗，他在旁边看见，他害怕逢针。”
葱葱哭的伤心，不肯去。
爸爸说：“给你打麻药，不会疼的，走。”背起他便下楼。
走到大院门口，正碰见哥哥远远从学校放学回来，葱葱一见哥哥，又伤心地哭起来。医院走，一路安慰他，“一会儿就会好的，啊，要勇敢！”
走报社南门，医院，到了急诊门诊部，大夫来给葱葱检查，“上点药，缝几针，先打麻药。”
葱葱哭了，不肯上小床躺着，问大夫：“好不好得了？”
大夫说：“不缝几针就好不了。”
葱葱问：“要缝几针啊，在哪儿打？”又指指伤口，“是不是在这里打？”
大夫不耐烦了，顺口答到：“是。”
葱葱哭了，“那多疼啊！“他指指伤口旁边，在这儿打不成吗？”
大夫笑了：“你的问题真多。”
爸爸和哥哥在一边劝他：“打麻药不疼的，就像给蚊子叮了一下，一会儿就麻了。”
打了麻药果然不疼了，葱葱没那么害怕了，问大夫：“缝一针吧？”
大夫说：“那能缝一针，不成，脏土都进去了。”一边用碘酒消毒，一边耐心地说着。
葱葱讨价还价似的，“那就缝两针！”
大夫笑了：“好，两针！”
葱葱躺下：“打麻药了，等我睡着了，再缝，啊！”
大夫让一个实习的女护士缝，“现在就缝，你疼吗？”
葱葱说：“不疼！”他躺着抬起头看实习女护士缝，看着看着突然坐起身，指着伤口叫了起来：“嘿，你缝歪了，缝歪了。”
大夫大笑，说：“这孩子真‘牛筋’，刚才那么怕，现在倒管起大夫缝歪了，真有意思。”他看见实习女护士的确是缝歪了，反倒喜欢起葱葱来啦，笑着说：“这么小，小屁孩儿，还懂得这么多。”
缝完后，哥哥背他回家。
爸爸让他：“谢谢大夫、谢谢护士。”
葱葱对大夫说：“谢谢。”就是不谢护士。
爸爸说：“也得谢谢护士。”
葱葱膘了一眼女护士，就是不谢。
女护士也给逗乐了：“这小屁孩，真聪明。”
大夫哈哈一乐！“以后当心，别到废物堆玩。”
哥哥背起弟弟出门，爸爸拿药交费随即跟了出来。这时，妈妈闻讯赶来了，忙问：“怎么样，缝了几针？”
爸爸垸：“缝了五针，还好。”
葱葱看见妈妈，想笑又笑不出来，要妈妈抱，妈妈说：“妈妈抱不动了，还是哥哥背着吧。”
回到家，姥姥看看脚上包着纱布，可心疼了：“过几天就要开学了，还要去拆线，都是你太淘了，院子正在盖房子，到处是板子、钉子、玻璃碴子，乱糟糟的，幸亏扎的不深，要是扎深了怎么办，上学都上不了……”
爸爸说：“葱葱要当小学生了，高兴，高兴得……”
远远接上一句“鼻涕泡都出来了……”
爸爸说：“就到处玩，废木料堆里也敢去，结果怎么样，高兴过了头！”
妈妈说：“这几天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葱葱说：“明天是礼拜天，钻妈妈被窝，行吗？”
妈妈笑了：“都快上小学了，还钻妈妈被窝。”
葱葱说：“哥哥上中学了，还跟我钻哪！”
第二天早上，葱葱醒了，叫声‘哥’，便下床开门，往爸爸妈妈房里跑，一看妈妈下床穿衣服，不干了，“妈妈说话不算数，我们都还没过来了，你就起床了。”
妈妈连忙脱了外衣，钻进被窝里，“好了，好了，来吧！”葱葱才高兴地钻在妈妈爸爸中间，哥哥钻在妈妈靠墙那边：‘好，妈妈，该讲故事了！”
妈妈说：“讲什么呢？”
葱葱一手拉着爸爸，一手搂着妈妈的脖子：“讲孙悟空吧，对了，讲阿童木吧！不，都讲了好多遍了，讲点新的。”他忽然想起什么，问妈妈：‘隔壁的小萝卜，最近她妈妈给她生了个小妹妹，白白胖胖的，可好玩了，妈妈你为什么不给我和哥哥生个小妹妹呢？”
妈妈笑了：“什么年纪了，还生，有你们两个小淘气就够我操心的，还生。”又说：“再说，也不是想生个小妹妹就能生个小妹妹。”
葱葱说：“妈妈想生个小妹妹，当然就能生个小妹妹。”
妈妈说：“妈妈说了不算。”
葱葱说：“爸爸说了算”
妈妈说：“爸爸说了也不算？”
葱葱说：“怪了，那谁说了算？”又摇了摇爸爸。
爸爸说：“一时说不清楚。万一生下来的不是小妹妹，是小弟弟，那会很失望？”
这时，一直旁听的远远说话了。“好哇，等爸爸妈妈老了，生病了，医院，我们哥仨轮流背着去，又快又稳。”
葱葱很同意哥哥说的：“就是小弟弟也不错。”
丁沫说：“有你们两个宝贝我就知足了。”又对李隆川说：“这回到湖南，见了陶承，陶妈妈，她听说我不但没整死，还生了两个儿子，高兴得眼眶都湿了，那种眼神、那么慈祥、那么快慰，我心一动，也快掉下泪来，这情景永远忘不了。”
李隆川说：“是啊，一个经历过死的人，对生有一种特殊的感悟。”
开学前两天，医院拆线，还是那个年轻的小个女护士，她拆完线，果然是缝歪了，留下疤痕，仿佛像条蜈蚣在脚上爬。
葱葱有点不高兴：“看，缝歪了吧！像条蚯蚓。”
小护士笑了：“老气，那像个小学生。”
葱葱说：“我明天去报到，后天开学，才是小学生。”他一本正经地：“下次要是我不小心碰伤了，你可别缝歪了。”
女护士忍不住笑出声来：“你就别再去废木头堆里玩了，那里容易碰伤，真的碰伤了，我跟你好好缝。”
爸爸说：“最好还是别来，万一真的碰伤了，就来找这位……小阿姨还是大姐姐？”
小女护士说：“叫姐姐吧！我姓孙。”
报社，文艺部主任办公室，老田找来丁沫。
老田说：“我临时有急事，医院去看访病友，去不了啦，你代我去吧？”
丁沫说：“谁呀？我认识吗？”
老田说：“你认识的，是‘三家村’那位廖沫沙同志。”
我一听兴奋极了，“我认识，认识，他是‘三家村’唯一幸存者了，我是‘三家村’小走卒，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正想去看他。”
老田说：“那好，你去吧，试探一下，看他有没有兴致，写篇杂文，医院，不要非逼人家写不可。”
丁沫说：“我知道了，”接过写有地址的条子，急匆匆地走了。
医院，高干病房，丁沫来到廖沫沙的病房前，听见有一片笑声，急切地推门进去，一眼便看见廖老斜靠在病床上，看上去比过去老了，但气色很好，眼睛很有神，她冲他喊了声：“廖老，您好！”
廖沫沙一下认出她来了，亲切地招呼她在身边坐下。
丁沫说：“廖老您还记得我吗？”
廖老亲切地说：“记得，记得，《北京晚报》的记者，你胖了，脸型都变了，以前你是个小姑娘，不戴眼镜的，你还在晚报吗？”
丁沫说：“不在了，现在人民日报文艺部。”
廖沫沙半开玩笑地说：“哦，从小报到大报，什么时候去的？”
丁沫：“一九七八年五月。”
廖沬沙问：“以前呢？”
丁沫说：“在东城区文化馆两年多。”
廖沫沙问：“以前呢？”’
丁沫说：“被隔离审查，快五年，从年4月到年11月。”
廖沫沙问：“什么罪名？是三家村走卒？”
丁沫说：“什么罪名都有，当然有三家村走卒这一条。我母亲在老家山城小县一家小烟酒合作社当副经理，月工资三十二元，比其他职工多1元，运动初期也被说成“三家村”的分店，把她打成走资派戴高帽游街了……”
廖沫沙好久没说话，凝视地着看丁沫。
丁沫怕他难过，想转移他的思绪，又说：“分配在东城区文化馆就很不错了，审查了好几年，定不了我的罪，就在工作上刁难我，说我这种人不能到上层建筑，最初分配我到毛巾厂、帆布厂，我不去，反正我没什么罪，我不怕，最后他们没办法了，只好答应我到东城区文化馆了。”
廖沫沙问：“在东城区文化馆干什么？”
丁沬说：“组织业余作者写作，办了个不定期刊物叫《东城文艺》，发表他们的作品。”
廖沫沙问：“有纸吗？”
丁沫说：“没有，从弄纸到印刷出版发行全是我们自己想办法。”
廖沬沙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真不容易，我以前也办过一张报纸，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了，编辑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总编辑，还有一个是我，也是副总编啰！”
这时，大家的心情顿时轻松一些，都笑了。
丁沫问道：“稿子从什么地方来？”
廖沫沙说：“不确定，那是还真的不少稿件，有私人通讯社，我总是将稿子里的‘共匪’改掉，改成共军，两个编辑加上发行一共三个人，一个小组，我们租了一个有名的律师房子办公，只有两张桌子，三把椅子，也是从校对到印刷出版全是我们管，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报社了，可以叫袖珍报社。”
丁沫问：“这是哪一年的事？”
廖沫沙说：“年在上海。
丁沫问：“报纸叫什么名字？”
廖沫沙说：“叫《远东时报》。”
话刚落音，房里腾起一篇笑声，有人笑称：“报社是最小的，报纸的名字气派很大，竟然叫《远东日报》。”
丁沫说：“这真是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报纸史话，等廖老身体好些，就为问我们写这一篇吧！”
廖沫沙说：“你还是过去晚报时那样，见缝插针，找人写稿。”又说：“办几张报纸对我后来长期办报打下基础，因为人少，样样都逼着你去学会干，我就是在这个报纸学会编发新闻稿的。后来到《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在香港办《华商报》的时候，人都比那时多。”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现在《人民日报》多少人？”
丁沫说：“编辑部五百人左右。”
廖沫沙又问另一位女记者：“北京日报、晚报多少人？”
对方应道：“北京日报快到二百人，北京晚报四十人左右。”
廖沫沙听了，感慨地说：“现在真是人太多了，锻炼的机会就少了。”又对丁沫说：“我还记得听你讲过，《北京晚报》创刊那天，编辑部几采全体出动到长安大街、前门一带卖报。办报有这种精神，就能把报纸办好。《北京晚报》当时人不多，敢闯敢干，很有独创性，副刊找了很多老同志，知名人士写文章，报纸有看头嘛，也锻炼人。”
丁沫说：“当时还是您叫我去请谢老（觉哉）写文章的，谢老不光自己给晚报写了许多诗文，还介绍好多老前辈，让我们去请他们写。”
廖沫沙说：“还请了不少老帅，将军……”他笑声爽朗，对他十年所受的磨难只字未提，经过大劫大难的人，有着一种超然的豁达。“当时，晚报对社会上有争议的事都有恰当的反应，现在，你们听到什么群众有兴趣，有争议的问题了。”
丁沫说：“首都机场的壁画有裸体的，引起人们的兴趣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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